1936年2月下旬，东征红军在中阳县关上村一带全歼阎锡山王牌军——周原健独二旅，打了东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之后，红军主力挥师南下。3月初，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相继开到大麦郊、双池、郭家掌一带集结，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3月5日前后，毛主席在大麦郊一家大院的正中窑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及各军团首长研究决定，统一指挥红军主力东进兑九峪，穿过同蒲铁路，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亲自部署了兑九峪战斗的作战计划。会后，红军就开始行动。

阎锡山不仅没有从关上、蓬门战斗的惨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调动大军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去路。2月26日，关上、蓬门战斗的消息传来之后，阎锡山立即召集徐永昌、朱绶光、杨爱源及炮兵司令周岱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剿共”办法，当即决定将事先准备的北兵团各部向汾阳、孝义结集。命令杨效欧66师为南翼，进到孝义以南地区；孙楚所部陶振武、孟宪吉两旅为北翼，展开于汾阳三泉镇一带。同时，以李生达代替孙楚任北兵团总指挥，指挥段树华旅进驻汾阳；从水头、石口撤回的霍原壁旅驻于孝义，会同李俊功旅作为正面阻击力量。这样在汾阳、孝义之间就结集了两个纵队共8个旅又2个炮团1个野炮营的兵力。由总指挥杨爱源坐镇孝义，直接指挥，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

同时，又命令留在军汾线上的孙楚所属各旅独立活动于红军后方；方克猷旅协同临县丁炳青旅封锁河防，防堵陕北红军继续东渡，并相机南下柳林、留誉以西地区；马延守旅从吴城南下，向弓阳镇、兑九峪西侧挺进，威胁红军侧背；陈长捷则从柳林经暖泉向关上抄袭红军后路，并相机解除石楼、中阳之围。

与之同时，又加强纵深配备，命原平、忻县之独立第三旅傅存怀等部，进到临县以南，与沿河守军互相联络，加强河防封锁，严防河西红军继续东渡；调大同68师刘覃馥旅于宁武关一线；调平绥线上赵承绶骑兵军主力于山阴、岱岳地区，作为对兴县方面的远翼和后方戒备。

为配合北兵团在吕梁山隘围堵红军，阎锡山又命令南兵团杨澄源69师加强防堵，阻止红军突破同蒲线向南推进。为此，阎锡山特意新编了装甲车大队，每辆车内配备山炮4门，机关枪10余挺，运载步兵日夜巡逻于灵石、霍县的同蒲线上。与此同时，“剿共”总指挥杨爱源于3月1日又亲自飞往前方视察军情。各纵队司令也到达前方。同时，又派出飞机向中阳、石楼一带狂轰滥炸，拼命阻拦红军东进道路。

阎锡山深知晋军并非红军对手，于是一面再次电催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兵援晋；一面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引狼入室，向日本傀儡“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表示：“转请日军当局援助。”

早已对山西垂涎已久的蒋介石集团，接到阎氏的求援急电后，正中下怀，即于2月23日下令抽调洛阳、浦口、徐州、潼关等国防要地重兵，北上援晋。3月1日晚，又电令西北“剿共”副司令张学良赴晋视察，督促“剿共”，妄图一举实现其“剿共”、图晋，一箭双雕的计划。

与之同时，日本驻并武官和田也身负秘密使命，于3月1日由并赴平，与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及其他日军首脑，商讨对策，气势汹汹地宣称：“红军渡河节节前进，给华北以直接威胁。日本当局必须予以严重关注，并采取对付办法”。驻平日本武官今井更是露骨地宣称：“彼希望阎锡山能挫败红军锋锐。不然，则彼敢断言，宋哲元必出兵相助。”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则公然宣称：“如华北当局不能消灭红军，则日方愿尽力协助，以镇压共产党。”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也准备由南京赶赴华北，与日军当局磋商对付红军的办法。

以广田弘毅为代表的日本侵华派头目，更是气焰嚣张，乘机活动。3月5日，由西园寺推荐广田组阁，并由天皇于3月6日正式批准，以臭名昭著“广田三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基调，进一步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在侵华日寇的唆使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头子宋哲元也召集秦德纯、肖振瀛等，商讨防共办法，决定派29军1部赴晋“剿共”。

阎锡山得到蒋介石和日、伪方面的声援后，顿时觉得胆壮了几分。于是在3月2日再次召集杨爱源、徐永昌、朱绶光、王靖国、傅存怀及军委会委员谢濂、张树帜、杨文清举行军事会议，次日发布对红军总攻命令。3月5日又颁布了《查禁共党入晋法》，在沿河各县及邻省边界，指定入晋路口若干处，派员设卡，检查入晋行人；其余路口，一律封锁。

3月6日，阎锡山又下令全省一律戒严，并下令将所有共产党嫌疑犯及同情红军之军民，一律就地枪决。

同日，国民党中央大员、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奉蒋介石指令，由南京飞临太原，与阎锡山共商“剿共”大计。决定首批派遣6师中央大军和部分空军入晋增援。一时间，蒋、阎、日、伪相互配合，狼狈为奸，集中一切反共力量，阻截和围堵抗日红军，妄图扑灭全国的抗日怒火。

遵照阎锡山发布的“总攻”命令和预定的作战方案，3月4日，李生达第2纵队所部首先发起攻击，进占三泉。孝义阎军也于5日向胡家窑、下堡一带进犯，进占下堡。3月6日，第4纵队孙楚所部全线出击；马延守旅由中阳向上桥推进；陈长捷旅由黑龙庙、李家庄进发，占据天神庙、金家庄，进逼留誉镇；方克猷旅由三交镇以东地区沿河前进，占领沙沟、杨家坡等地，配合陈旅进攻留誉，切断红军西去后路；陶振武旅则在万年堡一带向红军进犯，逼近车鸣峪、关上村附近，威胁红军侧翼安全。

与北线晋军发动攻击的同时，南兵团第1纵队杨澄源部也密切配合，由隰县向石楼方面进逼，所部428团并于8日夜间进据石口附近之云梦山、山神峪地区，从西、南两面包抄红军。阎军总预备队王靖国部也于3月6日抵达灵石双池镇一带，配合结集在孝义地区的李生达、杨效欧两部布设口袋阵地，准备乘红军东进兑九峪之际，集中兵力，一举“围歼”。

早在3月初，针对阎锡山调集重兵，围攻抗日红军的罪恶阴谋，毛主席在大麦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及时调整了东进抗日的战略部署，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兑九峪一带给阎锡山以沉重打击，扫清东进抗日的障碍。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东征总指挥彭德怀同志、各军团首长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大麦郊会议之后，毛主席、彭总指挥即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亲自部署兑九峪战斗。在给各军团首长下达任务时，毛主席又强调指出：“由于阎军向我逼近，如不打退阎军进攻，我们就无法立足晋西。为开展东征抗日的更大局面，我们必须集中两个军团的力量，给阎锡山一个沉重打击。而后就可以兵分两路，各撒一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筹集物资，为抗日作战准备力量。”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明确了兑九峪会战的战略意图既不是攻城略地、死打硬拼，也不是消极防御、步步为营。而是要有计划地重创敌军，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在吕梁山区站稳脚跟，实施分兵发动群众，创立吕梁山根据地的战略意图。

3月8日，作战命令正式下达：红15军团主力75师、78师作为右翼，集结于兑九峪东南的鱼湾、仲家山地区；红1军团主力作为左翼、布防于兑九峪西北的张家庄、碾头村一带，与15军团形成南北夹击之势；1军团红1师及总部特务团布置在兑九峪正面的阳泉曲、柳湾、郭家掌等地，由西向东压逼，配合左、右两翼主力部队围歼兑九峪之敌；15军团81师则由大麦郊、仲家山向东伸延，准备阻击由孝义城而来的增援之敌。与此同时，1军团、15军团各派出部分机动兵力，占据兑九峪阳泉曲附近有利地形，以便切断晋军杨效欧、李生达两部联系，并和左、右两翼的主力互为援应。同时，又以红1师第3团作为左翼支队，活动于碾头西北的南阳、下堡一带，牵制左翼敌军，掩护1军团侧翼安全；另以红2师5团作为右翼支队，活动于汾西、霍县，切断同蒲路，佯攻临汾，迫使晋南之敌——杨澄源所部从隰县、大宁、蒲县等地撤离，退守于临汾城内。从而掩护了15军团的右翼，又直接威胁到介休、孝义之敌的侧后。这样，就以兑九峪镇为中心，伸出了两把强大的“铁钳”，对猬集于兑九峪正面的敌军，形成了一个半月的反包围圈。

由于红军深受群众的爱戴，军事行动消息封锁十分严密。敌军屡次派出小股侦察部队和便衣密探，均被红军捕获。因而敌人一直无法探知红军虚实。为此，阎军总指挥杨爱源十分焦虑，既怕贻误战机难以向阎锡山交帐，又怕轻举冒进，中了埋伏，重蹈关上战斗的覆辙，更怕红军从韩侯岭乘虚北进，包抄后路。真是进退两难，举棋不定。

更为可笑的是这位“剿共”总指挥，虽然身居数万大军严密拱卫的孝义城中，仍觉不够安全，生怕红军队伍从兑九峪长驱东进，奔袭孝义。因此兑九峪战斗前夕，就匆匆忙忙带着戒备森严的随从人员搬到汾阳，将总指挥部设在由基督教会开办的铭义中学。他自己则住到了由外国人开办的汾阳医院。虽然汾阳城距兑九峪前线已有百里之遥，但“总指挥”仍觉不够安全，在进驻汾阳的当天，即命汾阳县长急速派人前往城外砍伐酸枣刺数百斤，务于当日黄昏前把与汾阳医院紧挨的城墙西北角上绑扎停当，以防红军夜间爬墙偷袭。后经承办人员再三解释，说这种东西只能用来防堵偷吃猪羊的野兽，对武装齐备的红军来说无济于事，这位“总指挥”才如梦方醒，立即命令征集大批马灯，当晚要在西、北城墙上每隔一丈安放一盏，以防红军夜袭。

汾阳县长整整忙乱了半天，好不容易勉强交差，谁知第二天早晨，这位“总指挥”大人又传了新的命令：说这个办法仍不合用，马灯吊下去见风就熄，严令想出妥善办法，如有差错，唯县长与差务人员是问。此令一下，把汾阳县长急得满头大汗，召集汾阳界智谋之士及精干吏员开会商讨，绞尽脑汁才想出了个点天灯的办法。即：用粗瓷大碗盛上麻油，用棉花搓成灯芯，放在竹框子里吊在城墙外面，麻油火力大，不易被风刮熄，又可照见城下。这样才算交差了事。

深居后方的“总指挥”如此胆虚，驻守前线的官兵更加怕死，你观我望，互相推诿。但迫于阎锡山严令督促，只好胆战心惊冒死前进。

供稿单位：吕梁市委党史研究室

（吕梁市地方志研究室）